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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裁员风暴席卷杭州:大厂不要我,小厂怕我卷

时间:2022-04-07 21:09:15     作者:徐晓倩【转载】   来自:时代财经   阅读

今年春天,在杭州科技公司工作的林峰身边没有一个同事主动离开。而过去两年,每到“金三银四”,他都有10%以上的同事选择跳槽。

近两个月,各大互联网公司展开了“击鼓传花式”裁员,从爱奇艺到阿里巴巴、腾讯、京东,如今接棒的则是有赞,无论是巨无霸的千亿市值巨头,还是垂直细分领域的独角兽企业都未能幸免。
作为互联网电商、直播发源地的杭州,无疑处在风暴中心,大量被裁员工进入了漫长又煎熬的等待期。他们中有的在社交平台控诉着被大厂偷走的健康和时光,身体却继续“诚实”地把互联网公司作为就业第一选择;有的则选择了跳出加班怪圈,试图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:裁员风暴笼罩下的杭州,没有一个人自信能全身而退。
被裁之后,看遍了大厂所有的岗位
“大厂裁我千百遍,我待大厂如初恋。”
这是琪琪被有赞裁员两个月的状态,她提交了上百次简历,但是回复数量却寥寥无几。琪琪的理想工作是入职互联网“鄙视链”顶端的阿里电商部门,同时也把最低标准定在只经历过天使轮融资的初创企业。
“头部互联网大厂的招聘通道都关闭了,能选择的范畴很小,只能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。”琪琪向时代财经感叹道。
互联网招聘猎头罗婷向时代财经透露:“今年大厂的招聘名额普遍比往年缩减了60%,可能是出于业务考虑,大厂的态度越来越谨慎、保守,有的公司经常招聘进行到一半,就关闭了名额。”
“这几年快速扩张的业务,比如社区团购,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OTA旅游业是裁员的重灾区,而且后续也不会持续招人。核心岗位依然有招聘需求,但要求也更高了,比如同一个职位可能要身兼三倍工作。”罗婷说道。
中小企业在承接大厂流出的员工时也会有顾虑。在琪琪正式答应入职后,对方反而委婉地拒绝了她。“HR担心从大厂离开后的员工入职后‘骑驴找马’,增加公司人员的不稳定性。”
研究生毕业之际,琪琪在选调生和互联网大厂中选择了后者。对于一名应届生来说,每月近2万元的收入无疑是巨大的诱惑。
琪琪的大厂情怀从本科时期就种下了,彼时正值互联网公司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,尤其入职前两年,琪琪能感受到公司飞速的成长。每晚8点,群里都有人在提交新的方案,这种被信息包围的状态是她最大的安全感来源。
但随之而来的业务调整,也让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被无情抛弃。由于经历了两轮大裁员,琪琪在过去两家公司任职时长都没超过1年,这让她在后续的求职中陷入被动。
据知情人士透露,大部分有赞被裁员工流向了字节跳动电商部门,后者是为数不多仍在扩张的互联网业务团队。海豚社发布的数据显示,2019年字节电商GMV还不足千亿元,2021年字节电商GMV实现8000亿元,增幅高达十几倍,占据零售电商Top10总市场份额的5%。
然而,动辄3年以上的工作经历门槛,让琪琪卡在了“不上不下”的尴尬阶段。与此同时,周围的声音都在向她传递同一种信号:体制内才是最稳定的。
同样对互联网大厂有执念的王欢在不下十个公司实习过。去年秋招,她终于进入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,就在两个月前,距离转正只剩下临门一脚时,王欢收到了被裁的消息。
作为一位“双非”院校的大四学生,王欢只能挤进大厂的边缘岗位,工资水平通常只有核心岗位员工的三分之一,反倒是长期的加班消耗让她积累了一身负面情绪。
“不能太理想主义,有时候抢着干活还会被甩锅,底线是为自己打工。”王欢还想再争取一张大厂入场券,按照她的职业规划,只要在大厂拥有两年正式员工的经历,大概率能去杭州的中小型公司做管理。
投身上海外企,业余不忘搞钱
在杭州,有像琪琪和王欢一样仍然在死磕的年轻人,也有从大厂的泡沫中清醒过来的员工,他们正在主动逃离加班的怪圈。
黄薇是头部互联网公司本地生活业务的一员,这个被称为互联网最苦最累的业务在疯狂扩张后迅速冷却,这也彻底磨平了黄薇的棱角。
互联网公司奉行的“996工作制”就像薛定谔的猫,不到最后一刻,没人知道几点才能下班,晚上9点通常是公司最热闹的时间,办公室的所有会议室都在夜晚预定爆满。
从入职开始,黄薇的下班时间永远在9点之后。一次周五晚上,黄薇约了朋友一起吃饭,因为接二连三的会议,她一再修改见面的时间。后来,黄薇再也没有出席过完整的朋友聚会。
“明明半小时可以解决的问题,非要拖到两个小时,大多时候要面对上级永无止境的PUA,如果是抱着要学习的态度来大厂,基本可以劝退了。”
和黄薇一样,越来越多人发觉,互联网公司踏入了一场消耗式的马拉松,个人的付出与回报越来越偏离正比,尤其是非核心岗位,较高的收入并不能抵消牺牲的个人健康和生活。
为了避免周而复始的加班,黄薇提离职后便不再对接任何需求,她把社交账号改成“极致反内卷”,陆续输出如何抵抗职场PUA的内容。辞职当天,她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:离开办公室大楼时,天还没完全暗下来。
这次黄薇改变了思路,把选择方向放在了外企上,也自然去了外企密度更高的上海。庆幸的是,她还没在杭州站稳脚跟,能从一座城市潇洒地离开。
上海疫情爆发前,黄薇收到了一家外企公司的offer。一到规定下班时间,办公室就有了躁动的声音,半个小时后,工位上的员工便离开了四分之三,“新公司的整体氛围不提倡加班”。
从小电科技离职的魏新,进入了杭州某头部互联网公司。但他并没有如愿得到高额的薪资,几轮谈判下来,面试官把魏新预期的月薪分摊在了年终奖和福利上。
魏新知道规则背后的陷阱,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拿满年终奖,但当下他只能妥协接受折中的办法。“几轮面试下来,大厂的非核心岗位都在压低薪资,这是普遍现象。”
继续卷,还是彻底逃离?
去年11月,据复旦大学消息,蚂蚁集团副总裁、AI团队负责人漆远已经离职,出任复旦大学浩清教授及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院长。这让部分人惊觉,大厂不一定是最佳选项。
“这个阶段,AI、芯片公司的需求还很旺盛,并且会高薪聘请专业人才,互联网公司的岗位需求确实在收缩,大量溢出员工只能选择二、三梯队的公司或者去二、三线城市找机会。”罗婷说道。
不过,大裁员的背后并不是躺平,内卷没有终止。每一次面试结束后,琪琪都会复盘复试经验,几十场面试下来,琪琪写满了厚厚的笔记,这是大厂教给她的方法论,她感觉自己依然活在内卷的牢笼中。
林峰公司入职的应届毕业生平均学历均是硕士,而且全部来自顶级985院校,作为前浪的林峰时刻都担心被打在沙滩上。
两年前,林峰买下了杭州萧山区边缘的房子。在杭州互联网公司的拥趸下,当地房价也跟着水涨船高,林峰每个月背负着2万元的房贷,没有资格主动暂停还算稳定的工作节奏。
林峰所在的公司是智慧物流技术公司,不是这轮裁员的重灾区。但他发现同事都在给自己打鸡血:默默延长下班时间,桌上的专业书籍也越垒越高,他还猜测有越来越多的同事报名了成人培训班。
被杭州某互联网大厂教培部门“优化”的李甜,不得不在其他岗位另起炉灶。李甜总结自己的最大优势是“口才”,做主播成为第二个选项。然而,不超过100斤的门槛多次把李甜拒之门外,她不得不向现实妥协,暂时成了一位食品类主播,底薪也被从1万元压到了8000元。
一位直播电商领域的求职者向时代财经坦言,“很多代播机构一路都是坑,要求每天直播6个小时,底薪4000元左右是常见现象。”
互联网大厂的工作经验也让黄薇学会时刻未雨绸缪。她开始布局自己的副业版图:考雅思做英语家教,保持活跃的输出、做一个职场内容分享博主。她算了一笔账,假设计划能如期执行,即便遭遇裁员的风险,她也能每月实现超过2万元的收入。
黄薇的不安代表了这一代互联网人的心态:伴随着35岁的中年焦虑,他们辛苦搭建的正常生活随时有可能瓦解,幡然醒悟后,他们开始为自己找寻更多的退路。
*本文受访者皆为化名